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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中国故事描绘得有情有义

2017-10-08 09:15:55来源:人民日报阅读量:1068


有些画,会让人铭记终身;有些画,会让人心潮澎湃;有些画,会让人思绪万千。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搜索,总有些画面会率先浮出。每个人记忆里的画面或许不同,但一定有一些共同的画面,凝聚着一代代人共同的回忆,每每想起、看到,总让人怦然心动。那是时代的记忆,是现实的淬炼,是艺术的高峰。

近百年,在中华民族觉醒、抗争、革命、建设、改革、复兴的伟大进程中,涌现许多脍炙人口的现实题材美术作品,起到唤醒民众、凝聚力量、鼓舞斗志、抒发情怀的积极作用。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传世精品,可以用几个“点”来概括,即时代亮点、精神高点、情感热点、细节支点和形式特点。这些“点”,就像沙里的金子,需要仔细淘、精心炼,直至这些构成要素,使优秀现实题材美术作品熠熠发光。

美术史上不乏例证。1978年,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委派陈逸飞、魏景山,承担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委托的油画《蒋家王朝的覆灭(占领总统府)》的创作任务。接到任务后,陈逸飞、魏景山不仅开始收集历史资料、听取军事博物馆专家介绍、访问渡江老战士,还多次到部队深入生活、去南京实地考察,力求从历史现场寻找灵感。他们画了仰视、平视、俯视三组草图——仰视表现解放军扑面而来的英雄气概;平视表现解放军攻入总统府的场景;俯视表现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的历史规律。经过讨论,大家都赞成俯视方案。当时没有进行现场俯视考察的条件,陈逸飞、魏景山便做了总统府的模型和人物小雕塑,以便可以像鸟儿一样从各个角度观察构思、调整画面。构图上,陈逸飞、魏景山采用三个叠加的暗“三角形”结构。这是经典的欧洲浪漫主义程式。第一个“三角形”,由六名解放军战士在画面前部形成一个“金字塔”,具有纪念碑式的庄严,象征着人民必胜;第二个“三角形”,由涌向中心的解放军组成,簇拥保卫升起红旗的那组战士,象征着人民军队的强大;第三个“三角形”,是远处街景和被俘的蒋家部队,象征着在历史洪流中“蒋家王朝”黯然退场。陈逸飞、魏景山对每一个人物的动作、表情反复推敲,服装道具也力求真实。两位画家的写实功力令人赞叹,以至于人们传说画面上的水壶,似乎都敲得出声音。

美术作品的画面是虚构的,但是陈逸飞、魏景山把握住时代亮点、精神高点,使这个虚构建立在历史真实和情感真实之上,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,所以最后呈现的结果,是艺术创作的真实和观众高度的精神认同。

1981年,《连环画报》发表尤劲东73幅连环画《人到中年》。那年我16岁,学画画已有几年。我翻着《人到中年》,几次落泪。至今仍记得那些画面——画面中,陆文婷大夫在手术间隙吃烧饼,她佝偻着,左手托在拿饼的右手下面,接住掉下的渣屑,眼睛空洞地望着前方;画面中,陆文婷的丈夫在炒菜、织毛衣、洗衣服、带孩子;还有一个画面,是连环画的末尾,出院的陆文婷坐在自行车后座被丈夫推回家。这分明就是我的“爸爸和妈妈”。我看到他们的辛苦和无奈,看到他们的坚守与奉献。这些细节深深印在我的心里,告诉我“人要学会坚持、人要知道感恩”。

《人到中年》准确呈现出情感热点、细节支点,与观众达成高度共鸣。这就是“艺术源于生活,但是高于生活”。美术家只有将日常生活里的故事和细节升华到精神层面,成为人类共同情感的表达,成为价值观的体现,才能够创造超越时间永存的经典。

老一辈美术家在中国美术现代转型中所付出的不懈努力,同样值得回望、深思。2005年,我到上海美术馆工作后经常与方增先先生聊天,向他请教。说起他的名作《粒粒皆辛苦》《说红书》,老人家颇不以为然。他说:“那个时代没有人这么画,我画了,就出名了。我进浙江美院时是学油画的,后来学院要改造中国画,我就去画中国画了,所以我的许多底子是西洋画的。潘天寿先生对笔墨线条的要求非常高,当时我们都达不到。我当时的画其实就是苏联的现实主义方法,加上西洋素描,加上中国笔墨,就成新的艺术品种了。要说有开创性,就是把许多好东西混在一起用。”说起改革开放以后他创作的《母亲》《帐篷里的笑声》《家乡板凳龙》等作品,方先生则显出一丝兴奋。他说:“中国画是画出来的,不是描出来的。说得更准确一点,中国画是写出来的。中国画就是要充分发挥笔墨、线条的作用,将笔墨、线条与造型紧紧地捆在一起。我用积墨法画西藏牧民的脸,如何做到几笔上去又黑、又亮、又透、又准?很难啊,要不断地练。”

方增先的创作一直坚持“古为今用,洋为中用”。他通过“形式的特点”画出了具有时代特征、中国特色的现实题材作品。这是他善于融会贯通的表现,也是他敢于创新、不断求索、燃烧生命的艺术成果。

习近平总书记说:“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,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;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,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。”现实题材美术创作给了广大文艺工作者认识时代、讴歌时代的机会,如何珍惜机遇、创作精品是摆在当代美术家面前的重大课题。创作时代“新史诗”需要我们做人民的美术家,始终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情感联系在一起,用各种方法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;创作时代“新史诗”需要我们做时代的美术家,不断提高政治站位,从大局出发,历史地观察和表现这个时代发生的生动故事;创作时代“新史诗”需要我们做有创造力的美术家,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,将其融会到创作实践中。

归根结底,我们要做有情有义的美术家,描绘有情有义的中国故事,唯有如此,作品才能感人,才能传之久远。

《 人民日报 》( 2017年10月08日 08 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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